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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世界杯,疯狂的赌球******

  当地时间11月28日,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文/赵斌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从未松过口。历年世界杯,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变成一场场“杀猪盘”。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一脚监狱、一脚地狱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一只荡在外面,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化名)。

  “起来,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老蒲依旧眯着眼,应声起身搬货,伴随着老蒲斜着肩、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其实刚过四十,都是赌球闹得。”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211”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很出名。

  可突然就出事了。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

  为赌球散尽家财、丢工作、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折”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90后”干部等公职人员,“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

  还有不少人,也栽在“赌”字上。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

  依法严打赌球,远离非法“赌链”

  就在12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在世界杯开赛期间,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累计获利10万余元。

  媒体调查,本届世界杯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世界杯吧”““世界杯交流中心”“球迷群”,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一些球迷在家人、朋友甚至陌生群友、球友的带动之下,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

  “每次输赢都不大,其实更像跟自己赌、和朋友间争口气,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在他看来,这和赌博是两码事,“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

  “第一场比赛投了200,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目前还没赢过,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看谁都一样,就当是个‘添头’。”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给自己“无聊”的看球时光多点“刺激”。

  但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无法自拔。

  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历届世界杯,都是“赌徒的盛宴”。

  2018年世界杯期间,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但海外博彩公司、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代理商通过“返利”赚钱,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

  不管赛事输赢,赌球团伙是最大的“赢家”。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主要有“杀成”“抽水”“反水”等,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有人参赌,团伙就有钱赚。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黑庄”开设线上赌球平台,以高赔率吸引赌客。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消失”。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卷款走人,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注入资金很顺利,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直至失联。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构成《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该罪处罚较重,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则构成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巨头”?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英国的威廉希尔(WilliamHill)和立博·希尔顿(Ladbrokes)、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球票、转播收入不菲,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甚至对教练、裁判进行威逼胁迫,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但也难以避免遭到“被博彩”的厄运。

  2006年,意大利足坛的“电话门”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包括AC米兰、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曾经被称为“小世界杯”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规则”。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同时,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一旦踏入赌局,就会陷入“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死循环,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游戏制定者。

  请远离赌球!

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图片美国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的学生穿中式服装表演节目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当地华人比例为全美最高。陈钢 摄

  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香港科技大学。谢光磊 摄

  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第十六届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上,参赛选手在调试作品。杨雨 摄

  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北京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生在校名前拍照留念。蒋启明 摄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以“国际教育,成就未来”为主题的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吴芒子 摄

  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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