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兔年第一声惊叹，属于春晚节目《满庭芳·国色》带火的“色彩新潮流”
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梅红、鞠衣、麹尘、缃叶、菡萏、纁黄、伽罗、月白、天缥、青骊、岱赭、凝夜紫、远山黛……舞为语，曲为韵，优雅演绎一众中国传统颜色的东方意趣，连日来，亮相兔年央视春晚的创意类节目《满庭芳·国色》凭借耐人寻味之美霸榜热搜、刷屏网络。“中华颜色一眼万年，惊艳岁月”“老祖宗的配色，绝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大众对于中国传统色彩的钟爱，从网友们的真情留言中可窥一二。
气韵雅致的中国古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语汇。它们远不止于色彩，更承载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背后蕴藏着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审美基因和经典智慧。也因而，随《满庭芳·国色》而“出圈”的大美中国色，点燃的不仅仅是时下的“色彩新潮流”，更有由悠远、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作为有力支撑的文化自信。
从圈粉的“延禧色系”到热搜的“宫墙红”，中国色无声释放传统文化魅力
中国色的“出圈”，近年来其实有迹可循，《满庭芳·国色》只是集大成的一次爆点。周杰伦流行歌曲《青花瓷》里唱出的一句“天青色等烟雨”，令多少人醉心于如诗如画又神秘非常的雨过天青色。爆款电视剧《延禧攻略》带火的“延禧色系”温柔又高级，那正是浓淡皆宜、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的一整套中国传统色系。在全国多地巡演上百场的舞剧《只此青绿》，用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中那抹独特的青绿色，唤醒了中国人的审美体验。
大众对于中国色的追捧，甚至跨越千年，对接时下的日常生活。频频卖断货的国风口红，其郎窖红、胭脂红、美人霁等色号的灵感，无不来自中国色。修图App中备受年轻人青睐的“中国潮色”滤镜，离不开众多中国传统色彩贡献的智慧。兔年新春，“小红书”上热搜的去处，很多都指向雍容大气、年味满满的宫墙红，北京的故宫、杭州的德寿宫、上海的广富林、成都的武侯祠等皆如是。
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看来，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一方面，一批高质量影视文艺作品、文博艺术展览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们无不塑造了以国色为基调的安宁典雅、蕴藉丰厚的审美，润物细无声地释放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身处快时代，越来越多善于内省的人们由衷感知到，历经岁月积淀的才是高级的，直入人心的。”
审美基因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超越了色彩，成为中国色最耐人寻味之处
追捧中国色时，我们应当追捧的究竟是什么？
单从视觉上看，众多中国色都能在国际通用的潘通色卡里找到对应的参数。胡建君指出，中国色的独特性其实更在于色彩观念承载的文化内涵。只有置身于文化史上，中国色彩艺术方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原来，有别于西方三原色的分类法，中国古色遵循的是“五色观”。这种色彩观念结合“阴阳五行说”等要素逐渐整合发展而来，并非独立静观的存在，可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亦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小到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到国家典礼仪式，古人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中国色”网站收录的中国色多达526种，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中很多颜色颇为微妙，呈现出含蓄而清雅的高级感，妥妥拿捏了中国人特有的浪漫。文化学者郭浩、李健明在《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一书中揭秘了384种中国古色的由来。例如，“苍筤”是春天竹子出生时的青绿，“月白”是月光洒下的一片青白，“窃蓝”是立秋之起色、秋天晴空的一点蓝，“海天霞”是海霞灿烂里云朵和天空被染上的那层浅红。由此可见，中国色均从天地万物的造化中衍生而来，让人不禁佩服古人的感知力与想象力。
古往今来，中国色也从流转的自然定格在器物、绘画和建筑中，让更多的人得以捕捉这样的美感。中国陶瓷的众多颜色就大有讲究，包含文学、美学、哲学等诸多意义，对此，马未都在《瓷之色》一书中有过详述。像是声名远播的永乐甜白釉，妙在一个“甜”字。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里透白。盛唐最神秘的瑰宝——秘色瓷，是唐朝皇亲贵戚专用瓷器，如美人罩上面纱，其工艺至今是谜。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中，就有“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的秘色之青。而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奥秘，早在初版于1959年的专著《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中，近现代工笔画名家于非闇就曾一一拆解。他指出，中国古代画家不但善于运用色彩，而且运用他们的智慧，使颜料抓紧绢帛，经过多少年的舒卷仍不脱不落。如是才有了宋徽宗《芙蓉锦鸡图》中浅红色芙蓉花与五色绚烂锦鸡的相映成趣，以及王希孟用大青大绿两面着色、染天染水成就的《千里江山图》。
来自生活的大美中国色穿越千年，依然魅力独具，业内期待，“出圈”之后的它能更好地装点今天的美好生活。(本报记者 范昕)
(来源：文汇报 2023年1月30日 第5版)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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