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力源自关注社会的能力******

　　电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但又是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时我曾这样说。获奖对我来说具有双重意义，既是来自业内的专业认可，也是对近年来电影工作者初心不改、始终坚守在这方艺术天地里的尊重与肯定。

　　《妈妈！》这部电影很特别，我在影片中饰演一名60多岁、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儿”。这个角色，是我从业数十年最丰富、最复杂的一次表演艺术实践。“女儿”早、中、晚期病情演变过程的“接口”是什么？在清醒和失忆之间被动游走的状态如何呈现？作为演员，我必须去靠近，也有强烈愿望去探索这个特殊的领域。《妈妈！》开拍之前，我看了一些相关题材的电影作品，阅读了医学书籍、资料，一步步触碰到这个角色有形或无形的轮廓。小半年的时间里，人物与我如影随形。

　　直面生活，是塑造人物的关键。艺术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艺术家要不断地把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潜移默化地演绎到角色身上去。作为一名演员，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有心人，而不是等有了一个具体拍摄项目才去寻找生活中的例子。不断回望、反思，这是我经常告诫和提醒自己的。

　　近年来，我参演了许多现实题材影视剧，包括《妈妈！》《功勋》《在一起》《突围》等。现实主义题材的优势在于当下，社会发生的事件借由文艺的载体，让人们得以快速感知和触摸。创作难度在于，现实主义题材里更容不得沙子，因为演员饰演的人物、剧中讲述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身边，作品的好与差、人物塑造得像与不像，观众一目了然。

　　没有一个角色是雷同的，塑造好角色，演员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多滋养。我参演的黄河治理主题历史传奇剧《天下长河》前不久在芒果TV播出，在剧中我饰演孝庄太后。有时候，你必须从正反两面去揣摩角色，这样塑造出来的角色就更丰富、饱满，有血有肉，观众就不会认为演员是在简单地表达人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将大量镜头对准了普通人，无论《妈妈！》中的冯济真、《在一起》中的张敏华，还是《突围》中的程端阳，我饰演了许多小人物，但她们都是最接地气的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很平凡，但传递的内涵与价值并不微小。关切普通人的共情，传递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要方面。

　　对于工作在艺术创作一线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无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饱满鲜活的创作力，就是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创作力来自何处？艺术创作不以年龄为分界，而是源自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知，对所处社会始终关注的能力，以及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我想，创作的原动力应该就来自于此。

　　（作者奚美娟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级演员，记者陈圆圆采访整理）

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